nan | 楠木

这一周和上一周，我连续两周经受了挫折。早上起个大早，去医院排队挂号（给别人帮忙），连续两次都没有挂上。有票贩子在“集团”运作，所以号很快就没了。

第一次排队失败，一是去的晚，二是不懂规矩。7点多开始挂号，我快7点才到，当然晚了。至于不懂规矩，我当时未注意到要先拿排队的号，再去等着排队，所以排了队也是白排，因为开始挂号后是按排队的号来依次挂的。

第二次排队失败，是因为去的还是不够早。排队的号是早上六点开始发的，我大概5点50到的，已经排了一个二十多人的队。我排第30。开始挂号后，要挂的专家因为很抢手，还是没有排上。我与票贩子的斗争再次失败。

在开始讨论之前，顺带把价位说一下：挂专家的号，依专家级别不同分别要1x元或x元等。有“特殊”需要（其实就是如果老挂不上号或者不想排队）可以挂特别门诊，价位大幅提升至1xx元或2xx元乃至3xx元。票贩子的号，在以1x元买进后，转手以100元左右的价格出售，纯利高达600%。

经济学讲求分析激励――incentive――即产生人们各种行为背后的驱动力。这是分析经济行为乃至制定政策的核心。公共政策讲求的就是制定让社会以及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激励手段。不过很多时候会事与愿违，归根结底是因为分析不够透彻。譬如说曼昆在《经济学原理》里讨论的一个经典案例――最低工资制度。听起来这是个很好的制度，通过强制手段保障人民的收入。但事实上它并不是完美的，甚至有很大缺陷――因为它同时制造了一种负面的激励。这种激励就是，老板会倾向于解雇那些他们认为不够水平拿这份工资的员工。比如说，假设某地法定最低工资是300元。在此法生效之前，老板可以选择200元雇一个不熟练的工人，因为图个便宜；此法生效后，当老板不得不300元雇员工的时候，他一定会想雇这份钱能雇来的最好的工人。也就是说，最低工资制将那些最下层的没有技术能力的工人很有效地踢出了就业市场。通常来说，最低工资制是为了保障社会最下层人士的生活的，但从其产生的这种负面激励来说，它只能保障那些有工作的，而且它还严厉制裁了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低素质劳动力。这显然是与其初衷相左的。

跑题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也想用分析激励的方法来分析票贩子现象。

票贩子显然有其存在的市场。从1x元的普通挂号费到2xx元的特别挂号费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跨度。从供求关系曲线来说，必然有人愿意付大于1x元的价格来挂上号（每个人挂号看病的需求程度不一样，造成每个人愿意付出的钱的多少不同）。出于个人需求认为看一次病值得花200多元的人，可能还会认为100块钱从票贩子手里买了票是赚了。这也就是票贩子历来都存在的原因。甚至从结果来看，只要票都出手了，票贩子的存在并没有降低“效率”――大夫的所有时间依然被排得满满的，有需要的病人也看上了病。大夫的时间被合理利用，而一部分需要看病的病人也的确看了病。

但从另一个重要指标，与“效率”相对应的“公平”来说，票贩子的行为显然破坏了公平，因为其增加了那部分最低层民众看病的成本。原本排队挂号，就是为了满足公平――我看不起特别门诊，那我可以起个大早来排队，用时间成本来换货币成本。但由于票贩子的介入，这部分群众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付出更大的时间成本（跟票贩子比谁能更早守着排队），要么付出更大的货币成本（从票贩子手里买）。总之，成本上升了。

一个最常见的情绪就是，如果大家都不从票贩子手里买票，他们也就没的混了，公平与秩序又可以得到保证。但这种依赖群众整体素质的做法并不可行（煽风点火的说，这个情况类似抵制日货）。原因很简单。从票贩子手里买票，我获得的可能是经济上的优惠（如果我认为看病值得花更多的钱），也可能是时间上的优惠（我不用排队了），当然还有能看病本身的好处；而我的损失也可能是经济层面的（我不认为花这个钱值），或者可能是道德上层面的（我破坏了秩序，影响了他人排队看病），或者可能是法律层面的（我违反了法律、规章、制度）。

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尽管很多人嘲笑这个基本前提），而理性的人，如果权衡上述利弊最终认为利大于弊，那么在这种激励下就应该从票贩子手里买票。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寄希望于群众整体抵制票贩子并不现实。我们不要忘记群众也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而且是参与这个看病市场行为的个体。我今天可以相应大家号召，不从票贩子那里买，明天也可以，可能一直坚持到下个月、半年都可以，但我是有看病需求的，我实在急需看病的话，难道我还真不买票贩子手里的票么？在这种情况下，看病的利远大于买票贩的票的弊，我买黄牛票是理性行为。

或许有人会反驳，我们坚持到票贩子都没钱滚蛋了不就行了？这个想法虽然精神可嘉，但并不现实。票贩子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有其存在的市场，你今天逼走了张三这个票贩子，明天还会有李四来接班。只要这个市场不被消除，票贩子永远都会存在。

而这个市场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看病是个卖方市场（我们看病是种消费，因此我们是买方，而医生通过其专业服务来获得收入，是卖方）。或者说供不应求――要看病的人的需求大大超过医生所能提供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市场那个看不见的手就会起作用，调节资源配置，让更有需要或者更能出得起钱的人看病。而票贩子就是实现看不见的手的这种操作的渠道。

似乎很不公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公平。医生所提供的服务，如果我们视为一种商品（事实上经济学中当然把这当作商品），那也一定满足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医生，那么他的全部时间大概都是给百万富翁服务――倒不见得是因为他贪心（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同样的病，给一个富人治和给一个穷人治没区别，都是治活了一个人，我们固然不能说富人比穷人的命更值钱，但当然也不能反过来说穷人比富人的命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的服务的价值以及市场共同决定了他服务的对象。

说了这么多，有人该说了，你怎么一直说丧气话，有没有什么办法啊？

当然有。最本质的办法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医生，来满足市场的需求。大家之所以排队也是因为医生不够看不上病么。但这个办法好说不好做，需要的是国家整体实力的发展。国家经济上去了，就有钱投资教育，从而可以培养更多的医生；另一方面群众收入水平也上去了，也就有希望看得起病。两方面共同作用。这是治本之策，但和大多数治本之策一样，是大家都懂的道理。

那还有没有别的治标的方法？

我观察并思考了如下几种。

法律管理手段：这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其实医院里张贴的所谓的实名制挂号的通知，我看就很好，但很奇怪为什么明明说从去年12月开始执行，到现在都没有执行（其实可能也不奇怪，医院和票贩子之间有回扣之类的猫腻呗）。实名制的方法很简单，挂号需要出示身份证，这样有效地防止了号的转让。

当然这并不能杜绝票贩子行为。作为对策，票贩子只要事先拿到了想买他们票的人的证件，再排队就行了。这样票贩就进化为正式的代人排队服务。（其实现在也是，只不过现在是先排队后卖，而那样是先卖后排队，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而已。）

但实名制挂号可以有效地增加票贩子的成本――他们必须事先拉客，而且还要取得客户的证件，这里面还有一个信任问题。事实上这样正好可以促使他们服务正规化。顺带说一句，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代人排队这个行业，看起来挺有生意可做。

另外的，更为严厉的法律手段当然也可以（直接抓，严打），但那样效果未必好。市场的规律就是，只要有市场，只要利大于弊，就一定有人去做。贩卖毒品在全世界都是非法的，而且惩戒严厉，但永远禁不了，就是因为毒品市场的利润太大了。同理，票贩由于有其市场，很难通过直接的法律管制来禁，而且那样做的成本也太高（警力都抓票贩去了，别的犯罪怎么办）。

降低利润空间：票贩存在的原因是病人看不上病，供不应求。如果我们把特别门诊的价格降下来，比如说由原先的二、三百降到100元，就相当于正面打压了票贩市场，有助于恢复公平。

票贩子的存在使得服务流向了（相对）高收入者；而降低特别门诊的价格则可以部分补偿这种流动。

其实特别门诊的价格不见得要低于票贩子的现行价格；略高一些都可以，因为理性的人如果认为多付出的那部分钱的价值低于买黄牛票所带来的道德等方面的谴责，他就会愿意多付一点钱。

特别门诊的价格也不必过低。即使特别门诊和普通门诊价格一样，也就是说延长了普通门诊的时间，票贩子也还会存在。原因和前面的分析是一样的，供不应求，所以总有人愿意或者说需要黄牛票。

道德层面：

这也是可行的方法之一。前面分析人们购买黄牛票的原因时说过，这种行为的弊端之一是可能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那么我们可以试图提高这种谴责的“价格”，让这种弊更大。当利小于弊时，人们就不会购买黄牛票。

具体的措施，有一些先例可以参考，如Stetson Kennedy所倡导的打击歧视与偏见的Frown Power运动（让大家对歧视现象皱眉表示反感）。医院里如果挂着个大牌子写着“买黄牛票可耻！！！”，也许会吓退一部分脸皮薄的人。如果大家对买黄牛票的人进行谴责，就会增加其买票成本。当然对于看病这个敏感话题而言，这些做法未必合适，因为很多时候的确可能买票的人自己对于看病非常着急或有其它难言之隐。

所以比较本质的方法是通过提升全民素质。当然这又是个地球人都知道的道理。

   

小结：

写到末了又想到了一些别的问题，也是和票贩子存在有着比较本质关系的，如价格歧视等等，有机会另写吧。我不是学经济的，懂的经济术语就那么几个，还偏偏特别爱用-_-b

可能说了些大白话（或者大错话），您可千万别笑。笑也行，您得给我讲讲我什么地方不对或者理解不够深刻。

呼应外行经济学这个栏目的初衷：我的目的是想整理整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通过和您的讨论促进我自己对于经济现象的认识。这砖，我算是抛了。现在该您了。